疑问，如此高频率地参加北京诸帝陵的祭祀能让徐鹏举身上体现更多的中央性色彩。如果他还要奉祀孝陵，则仍然难以摆脱地方性色彩。虽然徐鹏举仍然要求保留掌管南京前军都督府事的职务，但如果他能够免除奉祀孝陵的特权并积极参与京师诸帝陵的祭祀，即使他无法到朝廷中央任职，也能增强自身的中央性。一旦自身承担的礼仪职能发生变化，在军职调动相对容易的情况下，魏国公嫡系家族重回北京并非不可能。

但是徐鹏举并未如愿以偿，他免除奉祀孝陵特权的请求均被拒绝。此时魏国公嫡系家族在南京已近五十年，徐承宗和徐鹏举祖父两任魏国公基本称职。对于朝廷而言，改变南京现有的政治秩序要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徐鹏举只能继续奉祀孝陵，并处理相关事宜，如修理南京太庙，修理孝陵城墙，修筑孝陵宝城，并领南京守备。

徐鹏举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回到京师，参与到朝廷中枢中，重振魏国公府大明第一勋臣的声威，原因就在于京师的定国公。

正是由于定国公靖难功臣的身份，使定国公家族在京师能够如鱼得水，与靖难功臣抱团，并且与靖难功臣们一起排挤魏国公府。因为徐家一门二公，定国公和魏国公的关系又十分微妙，一旦魏国公到京师，那么定国公就必不能呆在京师了，而此时的定国公徐光祚掌中军都督府，颇受信任，曾经要安陆迎接嘉靖，情分自然不是旁人可比的。

况且英国公、成国公等肯定也是倾向于定国公的，故而在一众靖难功臣和徐光祚的排挤下，徐鹏举只得灰溜溜的又回到南京，从此衔恨与定国公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