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卞在收到政事堂的指令后，通知高泰明，在大理准备好了各项贡物后，蔡卞与大理使节一道返回东京。

蔡卞在准备返回东京，赵佶也在处理此事，一来是通知沿路州县监司对大理使节予以接待，毕竟人家是来进贡的。赵佶觉得大理的贡物还是比较丰厚的，至少比李乾顺要有诚意多了，赵佶想起李乾顺又给章惇手诏，要求枢密院查问此事。二来是赵佶需要恶补一下大宋和大理的往来。

于是赵佶指令曾布，下次经筵，进讲大理和本朝的关系。由翰林学士知制诰李格非权侍讲。

经筵当日，赵佶御大庆殿，一应礼仪如常，因为这次经筵是讨论国事，而不是论说经义，只有两制以上大臣和相关部门的官员参加。

李格非向赵佶详细介绍了大宋的大理的关系发展。一开始大宋对大理是有些恐惧的，不愿收复大理。鉴于唐末南诏侵犯唐朝加速唐亡的深刻历史教训，大宋刚建立不久，宋太祖就在建隆三年（公元９６２年）以“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为由准备放弃对大理国的统一。９６５年宋军灭后蜀并大兵压境大渡河，欲乘胜统一云南，但是鉴于唐朝经略云南的失败以及唐末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祸害唐朝极甚，“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自越雋北八百里民畜为空”，？并导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历史悲剧和教训。

太祖皇帝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此外非吾有也’，就是著名的玉斧划疆，倒不能说太祖这个决定是错误。当时的大宋，面对着契丹北汉在北方威胁，南方又有大量的割据政权，根本没有余力对付大理。

为了保存实力统一南方割据政权并进行北伐以实现“先南后北”的宏伟战略，大宋停止了向大理的进军。事实证明，大宋初期在国力有限并面临契丹威胁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虽然放弃统一大理国，但基本实现了“先南后北”，“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总体上是明智之举。

等到太宗皇帝消灭北汉，结束五代以来的割据局面，雍熙北伐和南征交趾以图恢复汉唐旧疆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宋朝开始实施“守内虚外”国策，基本再无开疆拓土的欲望。

真宗朝更是对开疆拓土毫无兴趣，真宗本人更是表示：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慎守而己，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如照临之内，忽有叛乱，则须为民除害也。基本上后代帝王都是照此执行的。

故而大宋对大理一向十分冷淡，认为大理有可能和昔日的南诏一样，威胁大宋。故而在大宋册封的四十一个藩属国内，并没有大理。在政治上，大宋不给予其册封，不承认大理在区域性国际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和大国地位，不与其建立正式宗藩关系，使其“欲臣不得”。在经济上，由于没有册封，大理不但无法与大宋进行朝贡贸易，更无法与其他藩属国进行贸易，这让大理十分痛苦。

故而不同于大宋对大理的冷淡，大理是一直希望得到大宋的册封的。段正淳自己在表章里就说道：臣累年以来尝遣磨、中、罗道等处，乞修朝贡。但是大宋知道哲宗时依然没有回应。

大宋并未对大理的善意作出任何反应，未对大理进行册封。朝贡一宗藩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即朝贡方向“天朝共主”朝贡，“天朝共主”给予朝贡方册封，朝贡方以此证明其承认并认可“天朝共主’’在区域性国际体系中的正统合法至尊地位。

“天朝共主”给予朝贡方册封，以此证明其认可和承认朝贡方在区域性国际体系中的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双方通过互相证明、互相承认、互相认可并成为定制才能建立正式的朝贡一宗藩关系。

大理向来仰慕中原文明，想像南诏与唐朝确定君臣关系那样通过向宋朝朝贡并得到宋朝册封而建立正式君臣宗藩关系，使政权具有合法地位，从而恢复唐与南诏那种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先后六次遣使大宋，想要获得册封，但是均被大宋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