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到一千贯，而且直接授官，可见大宋朝廷对于契丹奸细查缉之严密。

不光是奸细，连宋辽两国之间图书都是严厉禁止的，宋辽虽然和议，但是大宋一如既往地严查有关图文、书籍一类的贸易，不敢有所懈怠，这是因为图书中可能涉及有关国家政治、军事机密情报的内容。苏轼曾道出自己此方面的隐 忧:“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髙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崄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朝廷多次下诏：“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 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这是宋朝以诏令的形式对边关贸易中的书籍流通进行限制。而且范围很广，即“非九经书疏”不能够出境。

后来大宋对书籍更加严厉的禁止，为防止夹带，朝廷再次颁布诏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 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监察。’从之。

不光是涉及军机的不能印刷，甚至连戏曲等文字都不允许流入辽国。为此宋廷专门立法，诏：“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 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

宋廷对北方如此严防，孔若虚不可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与辽国宰执大臣私通书信，仅仅用这条，定他个谋叛的大罪都足矣了。

赵佶说道：“将此送置勘院吧，依律论罪！”

韩忠彦说道：“虽然孔若虚与李俨交通，但是仅从书信来看，并无泄密，而今孔若虚已死，李俨在契丹，无从查证。单单以此定罪，还不太足够啊！”

赵佶冷笑道：“若虚李俨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