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宋代对于制科考试的组织已经是非常严密了。而且制科考试入三等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苏轼和吴育两人，虽然制科考试地位很高，但是并不属于正途出身。由于制科考试对象多属知名人士，是朝廷网罗人才的一种方式。制科考取后可获得较高官职，但因非正途出身，往往不为人重视，被人称作“杂色”。制科考试虽然严苛，但是考上的人仕途并不意味着就能仕途通畅，往往受到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抵制，大部分沉沦州县不得重用。

赵佶觉得制科考试作为科举的补充，一方面就是选拔一些偏才，一方面就是选拔一个储相，真正把制科的作用发挥出来。赵佶还是决定，在制科中采取同科举一样的初覆考模式。考生的答卷要雇人誊录、封弥，用生僻字编号。考官评卷则采取三评制，两名初考制策官初评，再交两名覆考制策官复评；初考官与履考官意见不同，则由两名详定编排官详复、定等。

赵佶对于此次科举和制科还是极为重视的，制科考试的主考官赵佶指令昭文馆大学士韩忠彦，同考官御史中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算得上当今的顶配了，赵佶问道：“诸位可知道哪位才学优长之士，可为考官的？”

苏轼说道：“臣荐宗正丞王巩，有才气，能担当此事。”

赵佶当然知道王巩，作为苏东坡的好友，王巩属于铁杆死党了，当年乌台诗案，坐与苏轼交通，受谤讪文字不缴，又受王诜金，谪监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税”。当时王巩的官职还是“秘书省正字”，因御史舒宣奏言：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朗同货赂，密与宴游”。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东坡很内疚，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苏辙也对他十分推崇，认为他：“亦故相之子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贰其事，益试尔才。”王巩乃是名相王旦之孙，出身相门，又性格洒脱，喜欢与苏轼等人游玩，非常洒脱的一个人。

但是对于是否用他担任考官，赵佶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这哥们的脾气是出了名的臭，用宋史记载说：跌宕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颇不容于人，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论，故终不显。

当年章惇为相，打击苏轼等人，作为苏轼的死党，王巩当即上疏弹劾章惇，章惇何许人也，你敢弹劾他，章相公可不是吃素的，立即将王巩追夺出身以来文字，送全州编管起来。王巩此人，确实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王巩得到很多人的赏识，如前所言冯京、司马光，苏轼兄弟更是对他青眼有加。丞相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为子娶王巩女。宰相吕大防也“爱其才”，当王巩对除知海州不满意时，特改王巩知密州。其余黄庭坚、秦观、王安礼、谢景温亦都喜与王巩交游。但，朝臣中还有不少人对王巩有看法，前述王安石说他是“孺子”；除知宿州，为安鼎、姚勐所弹；受苏轼牵连贬宾州，也是有人看不惯他；为宗正丞，被指离间宗室；判登闻鼓院，被朱光庭执奏“未协公议”，一生也算得上颠簸了。

赵佶觉得启用他，风险实在太大，他也是贴上旧党标签的人，而且是以恩荫入仕，没有经过科举，让他担任国朝制科考官，确实与礼不符。赵佶问道：“伊川先生，何等样人乎？”

问完这话，赵佶自知失言，苏轼苏辙兄弟与程颐兄弟可谓死仇了，对于章惇，苏轼都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对于程颐兄弟，那是绝不放过的，他们所在的蜀党与程颐的洛党也是势同水火。问苏轼伊川先生，那不是触苏轼的霉头吗？果不其然，苏轼说道：“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

赵佶只是笑笑，对于这两位的恩怨情仇，赵佶觉得实在是太过于狗血，其实他们两位本来没有任何冲突，之所以势同水火，说来也很可笑。程颐不是科举入仕的，是经由旧党司马光推荐入仕的，司马光对于他推崇备至，评价道：“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其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