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押班回去后，赵佶召来两制以上的大臣们，讨论宰相任期问题。

赵佶问道：“吾想请问诸卿，本朝宰相任期，大抵多久，诸卿可有统计？”

翰林学士知制诰李格非说道：“官家，臣粗略算过，大抵国初之时，宰臣任期较长，如太祖朝是诸位宰臣，范质、赵普、卢多逊、薛居正等，不是卒于相位，就是居相位长达五六年才罢相，如赵韩王（赵普）第一次执政，长达九年十一个月。然太宗朝起，宰相任期就很少超过三年，除真宗朝王旦，居相位十一年五个月，后卒于位，其余宰相，任期很少超过三年。”

中书舍人郑居中补充道：“官家，其实宰相更易频繁，主要是仁宗朝时，仁宗自庆历之后，多更易宰相，除吕夷简外，能居相位两年都不错了，陈尧佐、王随等居相位不到一年旋即罢相。倒是仁宗末年到英宗朝，诸位相公居相位久，如韩琦韩相公，居相位九年余，曾公亮曾相，居相位亦九年余。至神宗起，中枢更易更加频繁，除吕大防、章相外，几乎都没有一任超过三年的。”

赵佶说道：“内制、外制博闻强记，吾甚为佩服，照二位所说，我大宋的中枢，更易是越来越频繁，吾以为非是国家幸事。诸位怎么看这事？”

章惇说道：“官家所言极是，中枢更易，确非国家幸事，尤其是近年以来，台谏依仗其风闻奏事之权，动辄弹劾宰执大臣及其他重臣，令其待参避位，而真正确有其事者又有多少呢？台谏奏事，还是要以事实为准，而不是成为党争工具！”

知开封府范纯礼说道：“官家，本朝宰执大臣，选取任用，大权皆操于人主，官家欲任用则任用，官家欲罢黜则罢黜，何必问他人？”

赵佶笑道：“范卿此话，吾倒不这么认为，不信可以问问二位学士，本朝宰执去位，真是人主一言而定吗？昔年先帝之于王荆公，仁宗之于范文正，果是人主欲其去位乎？吾看未必吧！”

赵佶当然知道，大宋的宰执大臣任用，由不得皇帝的，尤其是当宰相和皇帝想要触动地主们的利益时，那就管不得什么官家相公了，昔日仁宗皇帝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给仁宗皇帝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个方面的主张，要求刷新政治，重振大宋国势，结果呢？

不仅仅是台谏，几乎整个大宋官场都对他们加以讨伐，他们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指责范仲淹结党营私、滥用职权。首相章得象，也加入了反对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友党”。“朋友党”之所以被视为打击的利器，引起了仁宗的反感和怀疑，因为“朋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违背其核心利益。

其实台谏对宰执大臣的攻讦就是大宋党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在野的一方往往利用台谏，疯狂攻击宰执大臣，同时阻挠其政策的推行。朋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一直持续到南宋。由于朋党之争，庆历新政死亡，王安石的变法也因新旧党争而失败。朋友党的观点是基于儒家绅士和恶棍的观念，这是一个简单的对立，而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人性或个性；在现实生活中，党不一定是恶棍，言语或利润可能不是绅士。一旦被提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政客将被用作攻击政敌的武器，这是非常致命的。

新旧党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地方对中央的政策无从是从，中枢的政策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地方官员也就对中枢的政策不再加以落实，免得卷入党争中，反而遭受池鱼之灾，中枢的权威愈发的下降，中枢对地方的控制力就原来越弱，大宋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赵佶之所以一定要要将宰执任期固定下来，就是要提高政事堂权威，进而提高自己的权威，保证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历来变法，不难于政策的制定，而是难于政策的实施，一个随时都可能被罢黜的宰相，他的命令怎么可能有人会认真的执行下去。

赵佶用范纯礼的父亲范仲淹的事情，让他无话可说，赵佶看了一眼诸位大臣们，说道：“自吾继位以来，务求持中治国，无论新旧，只要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