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疏，一面批评吏部尚书傅永淳徇私，一面微诋藐肆妒忌。

这无异于隔靴搔痒。

崇祯大为不满，把奏疏丢到地上，骂道：“成何纠疏!”

但又不得不按照徐允祯、傅永淳的“请令”，前夺薛国观的职务，放归故里。

薛国观机关算尽太聪明，以为皇帝对他还颇为卷顾，出京是依然--副宰相派头，装满金银财宝的车辆络绎不绝，招摇过市。

东厂侦知后，当即逮捕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迫其招供薛国观收受贿赂的事实，牵连傅永淳、蔡奕琛等十一人。

崇祯以为受贿有据，下旨把王陛彦处死，遣使逮捕薛国观。

薛国观返京后，自以为必不至于处死，晚上监刑官进门时，他还在酣睡。

看到来人都穿绯衣，才蹶然醒悟，必死无疑。

仓皇间觅小帽不得，取随从奴仆帽戴上，狼狈不堪地接旨。

“赐死”的圣旨宣读完毕，他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只能下意识的叩头，口中已不能出声。

临终时叹了一口气：“吴昌时杀我!”

薛国观便遵旨上吊自尽。

悬梁两日后，崇祯才准许家属收尸。

虽然温体仁不在朝廷，但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一个标签“孤臣”的人，背地里结党的势力绝不是崇祯能想象出来的。

其实温体仁之后，思宗对于内阁辅臣不能为他分优，力挽狂澜，而热中于结党营私，深为不满。

薛国观不识时务，仍旧重蹈覆辙沿袭温体仁主义，亦步亦趋，使政局愈发紊乱，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皇帝大可名正言顺的定他擅权乱政之罪，而不必悬坐他贪赃之罪(罚赃银九千两，没人田地六百亩)，以至于留下同党为他鸣冤叫屈的口实。

故而崇祯思来想去，决定要把被罢官的周延儒重新提拔到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