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黑眼儿沟”下因为筑坝，康大功召开批判会对大星进行批斗，结果大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扇了康大功几个耳巴子，后来，他处心积虑的把大星弄到了煤窑下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尽管他日日夜夜都希望那煤窑下塌方，塌下来的每一块儿头都砸在大星的身上，但时间长了总不见大星出事。偶尔，康大功也能意识到事实不会轻易因为自己的意志而发展，弄不好还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七十年代的中国，经过人民一直以来的奋斗和奉献，综合国力上涨到了一定的高度，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民生建设，各企业已经在职工安全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投入，极大的保障了职工的人身安全。　　所以康大功总也听不到关于大星出事的消息。　　为了杜绝大星“耳巴子”的现象再度发生，也为了让大星消失在苏家屯，康大功嘱咐薛老喜，在大星去煤窑报到的当天就把他的户口从苏家屯转到了县上的“社队企业局”。　　无论怎样讲，当时的“社会粮”是有吸引力的，大星也因此娶了一个很漂亮的爱人。　　消息传到康大功的耳朵里，他便日夜祷告着上帝让大星尽快的在煤窑下出事，但他的祷告终于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时，大星每隔几天便回家一次看望父母和爱人，临去煤窑上班，父母，爱人总是把他送到门外，爱人总是拉着他的手嘱咐再嘱咐，让他下到煤窑底下面的时候，多长一只眼，多长一个心眼儿，看见头顶上有要塌下来的煤块儿，石块儿的时候尽快的躲避······。　　大星的母亲更是直接，每当那个时候她总是一字一句地告诉大星说：“孩子，听话啊，千万小心一点儿，他是想让你死，你要偏不死叫他看看·····”。　　大星知道母亲说的“他”就是康大功。　　时间长了，大星对康大功的动机便十分的清晰，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在煤矿的机修车间弄了几截儿断掉的钢锯条，自己在砂轮上打磨成匕首一样的形状和锋利，又把那匕首安上一个木把儿揣在怀里。　　每回苏家屯一次，大星就掏出那把匕首让伙计们看看，然后扬言只要碰见康大功，就不会叫他囫囵着身子。　　这样的言行自然传达了康大功的耳朵里，说他不害怕，那不是事实。　　因此，他心里对大星的报复心理更强了。　　眼看着大星活生生的一个人隔三差五的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而且扬言要戳了自己，康大功的心里更加复杂化了。　　大星共姊们三个，大星、二星两兄弟，最小的闺女叫星桃，那年已经初中毕业，在推荐上高中的机会中，康大功自然首先把她从名单上去掉了，后来，星桃便随着父母到山上参加各种劳动。　　也就是这个时候，康大功让薛老喜把“记工员”的职位让给了他的老大儿子薛照西。　　真的不敢小看康大功麾下的“记工员”，特别是薛照西，苏家屯每一个社员的工分记多记少都有薛照西手中的一支笔说了算，谁也不敢轻易的多问一句话。　　全队的社员都知道，照西和康大功家是亲戚，并且接二连三大做坏事也总得不到惩罚，并且还当着“记工员”，平时苏家屯的一些大闺女，小媳妇儿，老闺女，老媳妇，小汉子，老汉子们，自己知道依附不到康大功的身上，他们便拼命的往照西的身上靠，然后又依靠着照西得到“嗟来之食”，这些人反过脸来又对队里的其他人极尽白眼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夜里康大功把薛老喜叫到了自己的后大屋。　　他向薛老喜强调传达了两个信息。　　第一个，是他的治队治人理念。　　他对薛老喜说：“‘醋缸库’里的小麦，西场里的一切，包括杂粮，油料，棉花等。只准自己的亲兄弟，上级干部，甚至外大队的干部社员无偿使用，但要神不知鬼不觉，凡苏家屯的任何一个人不能用去一个麦子儿，一滴油。　　这些理论的理由很简单，身边的人不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否则，他们便不听使唤，甚至反抗，并且反抗的有劲儿”。　　第二个，康大功对薛老喜说：“照西这孩子我看是块儿料子，只要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他就能干出大事情来，这一时，他的记工员当的就很好，也真是辛苦了，白天在地里跑来跑去，晚上还要在祠堂里给全队的社员们记工分，你心疼不心疼，我还真心疼！这样吧，把记工室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