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崇祯自然明白杨嗣昌话中的深意，不禁流露出一丝迟疑之色。

尽管崇祯内心深处对文官集团的能力与操守颇有微词，甚至时常出言讥讽，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然而，此时此刻，即便他手握勇卫营和白杆兵这两支劲旅，面对文官集团时却仍旧心生忌惮。这种忌惮并非源于文官们的军事实力，而是源自他们那令人畏惧的言辞攻势。

若允许建奴的使者入京，无异于间接地承认了金国的合法性。

那么日后一旦开启和谈，在公开场合大明朝这边，便再也无法将“建奴”、“东虏”等称呼挂在嘴边。

如此一来，不仅有损大明的国威，更会令天下臣民对朝廷产生质疑，打了这么多年仗，说不打就不打了，那之前的流血失地算是怎么回事？

大明朝对外不是一直强硬到底吗？这是政治正确的事情，一旦崇祯没有处置妥当，就会有失去民心之虞。

想到此处，崇祯心中愈发纠结，一时之间难以决断。

这事情的关键是在这群大明接受正统儒家教育的士大夫文官们身上，他们会认为崇祯这样谈和的行为与叛国投降无异，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指着崇祯的鼻子骂他是南宋的赵构。

明朝的臣子即使有厂卫的镇压，依然敢和皇帝对着干，这是不容怀疑的。

他们说的话就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代表了民心，由不得崇祯不忌惮。

那样的话，崇祯真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说他是赵构，那比骂他断子绝孙还要厉害。

崇祯心里很清楚，既然被揍了那就得老老实实站好，挨打就要立正，承认失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认识不到自身的弱点，只是一味的犟种。

目前最关键的是采取权宜之计，争取时间来猥琐发育，以待良机。而皇太极伸过来橄榄枝，崇祯自然也是想要接住的。

然而，他也深知此时明朝的民风已然变得自由化、散漫化，那些口无遮拦、动辄骂人的文官们可不是好惹的主儿，他们身后代表了更多的士绅，市井的富裕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