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藩断然拒绝了幕府做出的裁判决定，驱逐了裁判使。随后，长州藩出动藩军一千余，越过德山藩的边界，攻入德山城（今山口县周南市），擒住藩主毛利元次，逼迫其退位隐居，将藩主之位传于嫡子。同时，对肇事的德山藩足轻伊泽里右卫门和福田久助则直接砍了脑袋，悬挂于德山城的门楼之上。

在日本，一个武士拔刀直接斩杀一名不敬的农人，维护武家的尊严，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尽管幕府的决议已经被信使带往萩城，但包括将军德川吉宗在内的幕府所有高层人员都一致认为，毛利氏很可能会置之不顾，而选择铤而走险，再次拒绝幕府的命令，并以武力相抗。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毛利氏竟然敢掀桌子，公然拒绝幕府的裁决，还擅自动兵，攻击藩国。

为此，老中水野忠之建议幕府需要做两手准备。毛利吉元接受幕府决议，那自然是皆大欢喜，事态将得以平稳控制。

幕府将军德川吉宗闻报后，万分震惊，当即召集诸多老中和家臣，商议如何应对长州藩的暴走之举。

其实，此次德山藩与长州藩之间争执的缘由并不复杂，也无甚太多厉害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本来早就想敲打长州藩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收到毛利氏的上书后，与老中们稍加商议，便做出了明显不利于长州藩的判决，以此打击对方的威望和声誉。

不过，这个事件最终却引起了两藩对该松树所在领界的争执，在一番沟通无果后。长州藩家主毛利吉元向幕府上书，要求以对本家不敬的名义，严厉处置德山藩，并将争议的河坝土地判给长州藩。

在德川吉宗看来，幕府的这个手段可谓绝妙，可以直接在毛利家中引发基于德山藩一系列冲突，在未来几年内，必然能将毛利氏折腾得够呛，免得再这般扎刺，挑衅幕府权威。

德川吉宗实施的内政改革中的最大难题，就是重建幕府的财政。随着新田开发几乎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矿山枯竭、金银产出量逐渐减少，进出口贸易的长期逆差，贵金属持续外流，再加上元禄时期的物价普遍上涨、灾荒频繁等诸多不利因素，都使得幕府财政长期陷入危机当中。

为此，德川吉宗在改革中采取的基本方针便是“增入减出，开源节流”。

享保六年（1721年）至享保七年（1722年）间，连年灾害导致歉收，不但国库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了。为此德川幕府除了向齐国紧急借贷五十万元，从朝鲜、吕宋、安南等地采买粮食外，还趁机发布“上米制”，即规定各藩上交的年贡为每一万石中需交给幕府一百石。另外，大名们“参勤交代”的时间也被缩短一半，以此减少了大名们在江户的开销。

同时，幕府发布“俭约令”，要求幕臣们节省各类开支的。后来，俭约令的对象扩大到各藩国大名，甚至对个人的生活消费，如婚礼上用几顶轿子这种事都进行了要求。不过，该俭约令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仍有不少藩国大名继续维持着他们骄奢豪侈的生活。

更让武士阶层为之欣喜的是，德川吉宗还恢复了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不仅加强了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还仿齐国和北明模式，建立了一支全火器化的新军，部队规模超过六千人，极大提升了幕府的军事力量。

故而，面对长州藩可能存在的武力反抗，经过一番颇具成效的改革，幕府不论是从财力上，还是在武备上，都有充足的把握，可以将其轻松平灭。

甚至，将军德川吉宗对此还有几分期待，正好籍此机会没收毛利氏的长门和周防两个郡国的领地，杀一儆百，警示国内所有潜在的反抗势力，为后期谋划的“撤藩立县”铺平道路。

负责新军事务的若年寄泽田信弘向将军德川吉宗建议，提前派出两千名新军大铳部队进驻大坂，若毛利氏真的敢于抗命不遵，便可作为幕府军先锋，朝长州藩快速挺进，为后续幕府大军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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