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苏轼此人看似豪放不羁，其实却是最讲实际的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观点，绝非那种认死理、讲面子的党争之辞。

在新法实施之初，他就从“新法急推时过于折腾民众、许多地方与民争利”等等这些客观出现的事实角度出发，急呼不得强行推广。而等到司马光一党上台之后，开始全面废除新法的时候，却又是他站出来，指出“新法经过若干年的推广，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有些地方也被民众习惯，所以此时应该针对性地修复一些弊端即可，何必再次折腾民众？”

对于科学取士标准，苏轼的观点同样如此。

他并非只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来辩论诗赋与经义策论的优劣点，而是直接从实践入手，指出科举考试的本质是为朝廷选拔出有用的人才，所以，对于考生而言，无论是诗赋、经义还是策论，都各有优劣，仅只代表了一个方面。

所以苏轼真正的观点却是：“今后差使官，不拘经义、诗赋，专务选择有才学之人”。而他所谓的坚持“诗赋取士”的观点，只是认为，相对在三者之中，诗赋创作，不容易作弊，更加能够在一两场考试中，可以相对客观公正地选拔出相对优秀的人才。

听到这里，秦刚以其自己从现代穿越过来的经验才在心底发出真正的感慨，这一思想居然能够一直延续到了一千年后的中国：尽管有无数的人去指责、批评现代中国高考制度中的种种缺陷与不足，但是依旧无法改变这一事实：高考是现行社会环境下唯一相对最为公平的全民人才选拔的机制。

“诗赋不是同样可以提前预作好么？”一旁的秦湛提出他的疑问。

“非也！”秦观摇头道，“诗赋命题范围极广，不像经义策论出题时会受限。而且，诗赋的考核标准又多，主考官出题，副主考限韵。考生根本就不太可能提前作好。对于人为的泄题风险还能更好地防范。这便是老师的苦心坚持所在。”

“那诗赋做得好，就意味着做官就能做得好吗？”秦湛不服气地质问。

“经义、策论亦然！”秦观淡淡地说道，“三者皆未必，那就选择最难的一项来选拔！更何况，诗赋多有比兴手法，文以载道、字以传情，诗词其中，深谙处世为官之许多关键。”

事实也是的确如此，苏轼虽然政治上疏于算计、远离党争，但他在为官从政方面，依旧是展现出了极其优秀的工作能力。不论是在知徐州时的修堤防洪、还是知杭州时疏浚西湖，甚至其后被贬数地，却都能做到为政一地、造福一方，许多繁杂琐事，在他手中，却往往都能信手而解，声誉鹊起。他正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着“诗词作得好的人，必也能将官做好”的标准。

“如此说来，师公的本意是朝廷取士当以‘词赋经义策论’三者并重，只是世人多有误解。”秦刚的这句话中提到了“师公”的称谓，这是宋朝所没有的，但是秦观听了后，也能理解其义，也就不去过多理会了。“学生当谨记其中深意，无论朝廷考试着重于哪一点，都将尽力发挥能力，以取佳绩。”

秦观听了很为欣慰地点点头道：“徐之你的文字功底虽然尚欠火候，但你的领悟力极佳，甚至远强于为师，这是你的优点，值得好好地发挥。”

正是因为秦观对其作了诗赋的贴身指导，秦刚才能深刻地感悟到，在老师秦少游的大量诗词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一些个人经历以及参加各类歌舞酒会的酬唱之作外，他在众多作品中倾注了千万柔情、以至不渝之爱的那个“她”，其实更多的所指，便是他内心对于屡争屡挫的人生理想与事业追求的寄托。

别的尚且不说，就以其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之《鹊桥仙》来看，这首词作，不仅一扫秦观本人在其它歌颂爱情、思念的词作之中所充斥的“忧、恨、愁、苦、悲、怨”的低暗情绪，却以无比热情的心态与和豁达的情怀，表达了对于牛郎织女这份“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的伟大爱情的赞颂。

而面对“忍顾鹊桥归路”的现实无奈时，他更是超凡脱俗地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