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宋的经筵制度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很多时候，经筵也是官家了解外面情况的一个途径。

尤其是元丰改制后，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多为兼职.之所以出现经筵官以兼官为主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经筵官身为"帝师",必须由学问好、有声望、有地位的名儒硕士(多为进士出身)担任;二是皇帝将经筵授课视为一条了解外部和咨询时政的渠道,因此相对独立于相权的台谏官,就常成为经筵兼官;台谏官充经筵讲官已经成为定例。

选任经筵讲官一样要平衡各方势力。毕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既然开经筵日讲已经是必然的，那么这个经筵日讲就得按照赵佶的意思来，本官家可不是给你们当学生来了。

赵佶说道：“诸卿可再荐几位博学多才之士，以备咨询顾问。”

苏辙这才说道：“官家，臣荐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并兼史馆编修、实录检讨官晁补之，端方正直，正声直言，器识渊深，可以为官家备位咨询。”

赵佶想了一会才记起这位是谁，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晁补之还是个神童，27岁时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

韩忠彦也说道：“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辞》，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择仁厚勇略吏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诸郡武备，议者以为通达世务。”

晁补之能被苏轼看重，其本身的才略还是相当不错的。17岁时，从父官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其才学可见一斑。

但是和苏轼一样，这哥们嘴也挺欠的，而且运气是相当不好。苏轼嘴欠，但是只被构陷成功一次，还有章惇这样的大佬捞他，晁补之就不一样了。

晁补之入仕后，初为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为太学正，由李清臣荐堪馆阁，经考试后，升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后召还，为著作佐郎。元祐末，绍圣初，大宋王朝政局大变， 章悖当国，排斥元祐旧臣，晁补之亦受累离开京师出知齐州。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通判应天府、毫州，又贬监处、信二州酒税。最后一度在奸党内榜上有名。

而且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屡遭贬谪，多处漂泊，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自号归来子，羡慕陶潜为人，已经多次上疏请求致仕了。赵佶说道：“吾闻晁补之倦于宦游，多次请求致仕，吾恐其不愿赴任，强留亦不妥。”

苏辙笑道：“此事包在家兄身上，家兄出面，想必晁补之不会推辞的。”赵佶笑笑，苏轼于晁补之亦师亦父，苏轼开口，晁补之敢不从，想抽苏学士的七匹狼了吗。

赵佶在思索着，其实大宋的经筵，宰执们虽然没有经筵讲官贴职，但是一样可以充任经筵讲官。皇祐四年九月乙未，御迩英阁，命贾昌朝讲“乾卦”。帝谓侍臣曰：“昌朝位将相，执经侍讲，朝廷美事也。”翌日，贾昌朝又手疏：“‘乾卦’大旨，在上一爻，夫爻在亢极，必有凶灾。不即言凶，而言‘亢龙有悔’者，以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修徳以济世，则免悔而获吉也。”

贾昌朝时任枢密使，虽然不是经筵讲官，但是只要官家特旨，一样可以充任经筵讲官的。而且随着“新学”人物吕惠卿、曾布、王雱、沈季长、黄履等都曾经充任过经筵讲官，学问上是绝对不差的。

曾布就曾经做过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吕惠卿更是主编过《三经新义》学问更是不差，章惇这个奇人，拿科举刷分的小天才更不用讲了，能和苏轼玩到一起去的人，学问自是不差的。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