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翻看本朝田赋的数据，感觉十分不真实，赵佶随即命人调取本朝田亩的数据，结果大吃一惊，大宋刚刚建国时，太祖皇帝开宝末，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到了太宗朝，至道二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

在真宗朝大宋的田亩达到最高，天禧五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到仁宗朝，天下田亩之数，下降到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馀顷。也就是说，大宋在没有外敌入侵，丧失领土的情况下，平白减少了一半，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些田亩到了哪里去了，总不能都是被水冲了吧。

到神宗皇帝继位，任用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法，清丈田亩，增加财政收入后，国家的田亩也大幅度增加。到元丰年间天下总四京一十八路，田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内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官田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三顷。这个数字，还是比真宗朝少了近七十万顷土地。

也就是说，大宋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国家的土地还少了七十万顷，被狗吃了。田赋折算成钱财数量并不算大宋赋税收入的大头。但是对于赵佶来说，确是十分的重要的一部分，田赋是征收的实物税，国家的漕粮、禁军的军粮、战马的草料都是要从田赋里出的。

消失的田产去了哪里，赵佶不用猜也知道，都是在地方豪强的手里，被他们诡寄转嫁到百姓身上了，北方如此多的流民，和他们脱不了干系。当然这是大宋的宿疾，土地兼并和官僚勾结，导致耕地减少。宋朝的国策是“抑武修文”，赵匡胤利用“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兵权，叫他们回家广置土地，传承子孙。所以宋代自开国便滋生了一批大地主阶层，这些人不断兼并土地，再通过与地方官府勾结，隐瞒兼并或开垦的土地，从而导致官方耕地数量减少。

赵佶重点查阅了三司的资料，计算了每路户均土地面积，其中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传统农耕区的户均耕地面积低于25亩。南方福建路、利州路、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的户均耕地更是低于10亩。北方25亩、南方10亩在大宋显然无法自给自足。

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到“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粟的出米率为60%，则1亩耕地可得0.6斛粟米；如果是小麦，不需要脱壳，差不多仍是1斛。南方的土地出产倍于北方，也不过每亩2斛。按一家五口，人均年吃粮400斤计算，从下表的度量衡可以看到，宋代1斛米重98斤，因此1户百姓一年至少要20斛口粮。老百姓除了口粮，还要交税（按十税一）、留有种子，卖粮购置布料、油盐、铁器等，再考虑耕地的优劣，所以百姓需要约40石的口粮，才能满足温饱。估算下来，北方户均耕地应该为50至100亩（部分种粟），南方约30至40亩。

显而易见，北方六路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同时这五路也是整个大宋流民最多的，就算赵佶不断的移民到荆湖去，他们就会不断的在北方制造流民，南方有没有？肯定有，但是没有北方这么多。

针对这个现象，大宋君臣不是没有想过办法，王安石就针对性的提出了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正是核心内容：对各州县耕地进行清查丈量，核定各户占有土地的数量，按照地势、土质等条件将耕地分成五等，编制地籍簿册，确定不同等级耕地的课税额度。

由于受到各种阻挠，方田均税法并未完全在整个大宋推广开来，仅仅清丈了开封、京东、河北、河东和陕西等5路的耕地。最终清丈后的耕地面积是2.48亿亩，增加了1.26亿亩，隐匿比例（实际/在册）达到2.03。这个比例可谓惊人，也就是说大宋朝廷在北方征收田赋的土地还没有被豪强隐匿的土地多，娘希匹，这还了得！

这帮豪强地主，视大宋朝廷为何物？视自己这个官家为何人？赵佶当即召吕惠卿前来，将这些资料交给吕惠卿，问道：“计相掌管财政，国家田亩日益减少，全赖东南转运漕粮，长此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