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政事堂终于拟定了考成法的详细内容，由首相韩忠彦上疏奏明赵佶，赵佶收到后，立刻召集两制以上大臣讨论此事。

为了体现对此事的重视，赵佶没有选择在垂拱殿商量此事，而是选择在大庆殿讨论此事，并命给参加会议的两制以上大臣都赐坐。一众臣子面面相觑，之前大宋也是可以君臣坐而论道，但是要么是年老德昭的大臣，要么是政事堂的相公们，从来没有给这么多臣子们同时赐坐的先例。

赵佶笑道：“诸位入座吧，吾闻唐时君臣坐而论道，共商国是，私窃慕之，故今日在大庆殿请诸卿坐而论道，公议考成法。韩相先说吧！”

诸位大臣入座后，韩忠彦出班说道：“官家践祚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即以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反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韩忠彦此话一出，一众两制以上的大臣都在窃窃私语，如果这话从章惇或者曾布、吕惠卿他们嘴里说出来，他们一点都不稀奇，但是从一贯保守的韩忠彦嘴里说出来，就有些不太相信了。其实确实不是韩忠彦的本意，实际上赵佶的本意，赵佶无耻的剽窃了太岳相公的陈六事疏，将其交给韩忠彦，没想到韩忠彦将此事都揽到自己身上，也就相当于将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了。

韩忠彦接着陈述了大宋目前制度的弊端，考成法本质上就是就是一种官员考课制度。考课，是考查在职官员的功过和政绩的工作。考课不仅关系到政府官员升降、奖惩、俸禄，也是整顿吏治、激励官员的有效手段，甚至也是一种制度性设计，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大宋的考课制度不重实绩，只重资历。考课流于形式化、空洞化。

针对这种情况，韩忠彦提出一个主张，就是“言必责其实”的主张。即强调注重实效,不尚空谈，以实绩考核官员。现在大宋对于官吏的考课分为考满（勘磨）与考察两种。所谓考满，也就是考满是“论一身所历之俸”，“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 即所谓的“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就是以年限定资历，决定官吏提拔的原因。

而考察是“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明确了考察的期限，而且还制定了程序以及考察的内容。规定考察官必须明白所察官员在任职期间的政、德、勤、能等多方面的情况，如实上报，“以凭考察”。 被考察的官员，如有诬陷或不公，或有诽谤任情、混淆是非及自相矛盾者，允许言官弹劾上奏，听本部台谏“指实参奏”，再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理，以保证考察落到实处。

看起来大宋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官吏考核制度，但是要是真是如此，就不会出现冗官的现象。一是考课的考语出自各个政府机构的长官，例如“本衙门正官”、“台谏御史”、“堂上官”等等。这个考课是非常主观的，只要能够讨的他们欢心，得到一个不错的考语并非难事。二是考课体系看似严厉，但手段却极为空洞无力，“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如何察其行能？怎样验其勤惰？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察验？如果考察没有明确具体可以操作的标准，那么，一个官员的行能就无处可察，勤惰也无处可验，这个考课也就是个不明不白的考课，甚至为考课的官员随心所欲、主观臆断或徇私枉法开来方便之门。

这两个考课的漏洞带来的后果就是两个考课漏洞带来的最大隐患就是滋生腐败。考课制度无具体标准，操作起来，可紧可松，可严可宽，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不确定性。这无异于逼迫官员阿谀奉迎、溜须拍马乃至送礼行贿。退一步，即使没有能力贿赂讨好考课官员，但只要不犯严重错误，没有“不称职”的考语，也可苟且偷安，稳拿俸禄。大宋这么多冗官就是这么来的。

更可怕的就是，考课在新旧两党的党争中沦为党争的工具，互相洗牌，彻底失去了考察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