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年终时再次给赵佶上表，题目很简单：乞重议元佑党人及祠禄官事。赵佶看到这个题目感觉一阵头晕，苏辙这劄子，算是点燃了炸药包。

以苏辙的劄子为导火索，台谏、翰苑甚至地方监司的官吏，纷纷上疏，讨论此事，每日的常朝可就热闹了，新党旧党这帮人，天天吵的跟乌眼鸡一样，互相瞪着眼睛。

其实苏辙的劄子说得是两件事情，一是为元佑时期的诸位宰相平反，二是启用祠禄官中有才能的人。元佑宰相其实也很好解释，苏辙也是当年这些人之一，当时高太后垂帘，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苏辙等旧党中坚任宰相，贬斥新党，然而随着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就重新启用新党，章惇、曾布都是此时登上相位的。

说实话，赵佶对他们狗咬狗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旧党上位，就玩命的搞新党，新党上位，自然对旧党还以颜色，说个不好听的，两边为了打击异己都是不择手段，那里有什么底线，只能说旧党稍微温和一点，新党要是遇到章惇、吕惠卿这样的人，那就呵呵了。

赵佶更关心的是这些祠禄官，这是大宋特有的一种制度，大概在真宗朝时祠禄官便已出现，但直到神宗朝以前，都还比较少见。这时期的祠禄官，通常都是用来安置（或者说优待）年老或不任事的勋贵、戚里、元老、重臣的。但是到了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后，事情开始起变化了，祠禄官又多了一大用途，那就是用来安置同主政者持不同政见的官员。这一方面，当然是一种贬黜手段；但另一方面，待遇又比较优厚。

王安石还算比较温和，对于自己的政敌，只是将他们排挤到宫观中担任祠禄官，但是随着党争的日益加剧，仅仅将他们排挤到宫观中已经显然满足需要了，一般对于政敌，夺官、编管甚至流放、发配都是常事，祠禄官反而是最温和的手段，一般是留给自己派系里的不同政见者的。

苏轼苏辙兄弟、吕惠卿、曾布都是担任过祠禄官的，能担任祠禄官的，一般地位比较尊崇，因为一开始是为了佚老优贤，为高官专享的福利政策。第一位祠禄官是真宗朝的宰相王旦，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玉清昭应宫使，月俸钱百千；景灵宫宫使，月俸钱七十千；祥源观宫使，月俸钱五十千。

能做到祠禄官的，一般都是两制以上的大员，并且在皇帝心目中有点地位的，否则早就给你贬谪安置到广南西路去了。这帮人被安置在祠禄官上，还都是有些能力的。苏辙上疏要求清理祠禄官，其实赵佶也正有此意，但是赦免元佑诸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当年元佑诸臣遭遇贬谪，最终去世，正是章惇、曾布等人为相时候，对他们的赠官、谥号等，都是多方面的予以否定，现在要更改当时的一些做法，未免不会让臣僚们觉得自己有可能更易法度，让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朝局再起波澜。

以司马光为例，元祐元年司马光去世后，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但是等到绍圣元年，章惇为相时，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绍圣四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追复太子太保。司马光的身后事，就是新旧党争的缩影。

这个事情，不可谓不大，赵佶本来想把这件事冷处理，就等他们吵一阵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事愈演愈烈，每天不仅是常朝互相开喷，线下也是互相弹劾，各种弹章都是满天飞，而且到了弹劾现在政事堂的程度了，赵佶真想把他们办公用纸给切断了，让你们自己买纸写劄子，看还能不能写这么多。

赵佶决定还是召集两制以上的大臣商议此事，赵佶问道：“元佑诸相谥号、赠官之事，诸位怎么看？”

新党诸人都默不作声，苏辙率先说道：“官家，臣以为元佑诸相实在是不该如此贬谪，一来是有失国家待大臣之道，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