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亲信。

过了一段时间，王骥直接就被调到了南京，坐了冷板凳。

等到夺门之变的时候，王骥都七十多了，亲自披甲上阵，并将儿孙带在身边，誓要迎回英宗。

同样的，土木堡之变后，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入京被劾下狱，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下狱，领三千营忻城伯赵荣怠玩下狱。

与之相反，离土木堡更近的宣府总兵杨洪，却是一路的加官进爵。

土木堡之变后，死了的勋贵武将是死了，活着的勋贵武将大部分又都是英宗的亲信，他们还不敢用。

这就必然会导致勋贵武将的没落，此消彼长，文官集团则趁机做大。

不仅免了江南地区的一些税，而且还染指军权。

原来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带兵权，可就是在土木堡之后，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就有带兵权。

说的不好听一点，明朝文官染指军权，就是从他于谦开始的。

不得不承认，土木堡之变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就是于谦。

正统十三年，于谦调入北京任兵部侍郎，正统十四年，任兵部尚书，手握军政大权，声名鹊起，直至现在。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于谦确实有嫌疑。

有一种推论，夺门之变时，景泰帝听到外面的动静，第一反应是问：“是于谦吗？”

随从回答：“不是，是太上皇。”

景泰帝：“好，好，好。”

不管于谦是忠是奸，你于谦身为文官，却手握军政大权，打破了以往文武的平衡，就冲这一点，他死的就不冤。

而且，土木堡之变一直存在阴谋论的说法。

不管土木堡之变的背后是不是有阴谋，但有一点，土木堡之变对于明朝的影响，被过分的夸大了，于谦这个人的作用，更是被无限的放大了。

土木堡之变后，说于谦极力阻止南迁，不对，他根本就阻止不了南迁。

正统十三年，于谦才被调到京师担任兵部侍郎，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时，他还是兵部侍郎。他在京任职不过才一年而已，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地方。

他的资历太浅了。

同时期的老臣，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这俩老家伙资历深，尤其是礼部尚书胡濙，那是建文二年的进士，当官就当了近五十年，光是礼部尚书就干了二十多年了，那看于谦就跟看娃娃似的。

这些老家伙不点头，于谦说破大天去也没用。

同样的，还有孙太后，她也不支持南迁，因为她是山东人，怎么可能同意南迁呢。

孙太后不点头，根本就不可能南迁。

还有指挥北京保卫战，那于谦之前也没带过兵，怎么就能交给他指挥了呢？

于谦当时虽然是兵部尚书，但是，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带兵权。

明朝当时可不是没有能打仗的武将。

另外，北京城当时集结的军队可是有二十二万人呐。

而且，瓦剌也先，就那点人，怎么可能攻下北京城呢。

正常情况下，就也先带的那点人，过大同过宣府都有点费劲。

所以，关于土木堡之变的阴谋论，就有一点说，也先是送英宗回京的，结果于谦怕英宗回来，直接下令列阵九门之外，连北京的城头都不让英宗见着。

甚至还拿炮轰英宗，生怕英宗不死。

明朝的历史就很有意思，史料上记载的是一个意思，可琢磨琢磨，就有可能发现是另一层意思。

所以，关于明朝的争论，就有很多。

还有，土木堡之变，对明朝有损失，但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勋贵武将死了一些，但还有一些，战死土木堡的那些也都有后人袭爵。

文官高层，死了一个首辅，两个尚书，但朝堂之上还有四个尚书呢，尤其是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