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所必须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无须太多，因为当地的鱼类、水果和动物资源是非常丰饶的，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最低物质需求。

印第安人大部分的精力和想象都花在了仪式、庆祝和战争上，那种持续的工作，试图发展所谓“生产力”的概念与他们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在面对殖民者的压迫和强制，印第安人不愿臣服，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抵抗，发动战争、逃跑、拒绝强制劳动等。

相比较而言，当地的印第安人因为身处家乡，比那些来自非洲大陆的奴隶更有抵抗的优势。那些可怜的非洲奴隶从遥远的非洲大陆，跨越万里海波，来到这片陌生的异域土地上，人生地不熟，是很难兴起逃跑的念头。

齐国非洲商社开辟的巴西贸易航线，其实于葡萄牙王室而言，是一种非法的行为，即未授予贸易权的走私行为。

在一百多年来，葡萄牙王室都力图确保从殖民事业中获得最大的利润，其途径就是借助与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理念密切相关的战略。这种政策主张殖民地应当有助于宗主国的自给自足，应该作为国际上相互竞争的殖民列强的储备。

葡萄牙王室在巴西各个城市都建立了一套强制性的规则和惯例制度，借此阻止竞争者在其特定的殖民制度框架下掠夺殖民地。而该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排外”，即殖民地应当仅同葡萄牙本土的资本进行贸易。

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葡萄牙人的殖民专营权会随着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动摇。有时贸易是相对开放的，有时受到王室的严格控制和约束。

二十年前，葡萄牙人为了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争取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曾给予英国贸易特许权，寄望于获得英国的支持和保护。

齐国非洲商社也曾希望获得与英国人同等的待遇，但遭到葡萄牙人的拒绝。然而，在葡属印度殖民当局的穿针引线下，再加上齐国商人的识情知趣，主动向葡属巴西地方殖民政府缴纳一定“关税”后，这种不为葡萄牙王室所容的贸易行为，却偷偷摸摸地进行了五年之久，不仅满足了各自需求，还让彼此双方都赚得盆满钵满。

西属美洲殖民地发展的重心在城市，几乎所有的大庄园主、大种植园主、大牧场主、矿主、大商人等通常生活在城市，殖民政府机构也设在城市。因此，城市是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而葡属巴西发展重心则是在种植园、牧场和矿山等经济单位。这些经济单位里不仅有从事某种特定作物种植或矿产开采的活动，还有农牧产品或矿产品加工厂，还有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附属手工业作坊，诸如铁器制造、木工、纺织、制革、成衣等，还有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形成了小的市镇。可以说，市镇只不过是经济活动的“衍生物”，完全服务于当地经济活动。

像巴尹亚这种大城市以及其他港口城市，则成了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种植园主、牧场主、矿主在城市里虽然也有住宅，但只在进行政治活动或贸易活动时临时歇住一下。因此，葡属巴西社会模式与西属美洲殖民地正好相反，形成了“农村—城市”这样一种格局。

因而，巴尹亚虽然是葡属巴西总督府的所在地，但整个城市并不怎么繁盛，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力，给人以死气沉沉的感觉。尽管，这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大概在两万人左右，但其中一半都是奴隶。

嗯，整个巴西其实就是一个奴隶制社会，除了殖民官员、大种植园主、大牧场主、大商人和矿主外，其他所有人都是奴隶。

从葡萄牙人开始殖民美洲开始，巴西东北部就一直是殖民地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这个时期，南方还处于边缘化，只有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寥寥几个城市，且同出口经济没有直接联系。

制糖业，是巴西东北部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而且主要产糖中心就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