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甲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朝鲜，进占王京，逼得朝鲜君臣躲至南汉山城，惶惶不可终日。

可齐国却仅凭万余联军锁鸭绿江之钥，阻清虏大军于南岸，大战数日，几乎全歼了三万八旗甲兵。此战，不仅震动天下，打破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也树立了齐国善战之威名，更让朝鲜上下为之骇然。

因而，当“壬寅犯边”之时，在前期作战中，朝鲜面对云州镇军队的攻击，虽然也是一败再败，但起码还敢与之战场相搏。可当听闻齐国数千军队于全罗道沿海登陆后，立马再无一战的勇气，迅速派出和谈使者进行议和，对齐国提出的各项条件，也尽数应允。

不过，在朝鲜君臣眼中，齐国虽然是来自南方荒僻大陆的国家，但其好歹也是脱胎于华夏文明，纯粹的汉人政权，即使被它击败，倒也不像几次“胡乱”那般屈辱和不甘--当然，济州岛的事除外。

可是，随着齐国的经济势力入侵和云州镇的“盘剥”，朝鲜的小农经济和脆弱的手工业遭到重创，大量的白银不断地开始外流，经济民生也渐渐凋敝。

庚子年（1670年）、辛丑年（1671年）连续两年，朝鲜国内爆发罕见的大饥荒，造成一百余万人非正常死亡，史称“庚辛大饥馑”。而在此期间，齐国和云州镇仍将朝鲜不多的粮食大量运出，投入至大明境内，支持正在进行的伐清之战。无数仁人志士，纷纷指责朝廷无能，任由“南藩”掠取国中赖以救命的粮食，令无数百姓饥馑而亡。

面对国中的汹汹舆情，国王李棩和执政的西人党也对目前势力渐大的齐国和云州镇生出许多的不满和憎厌。他们就如同趴俯在朝鲜王国身体上的两条巨大蚂蟥，不断地吸食着朝鲜日趋干涸的血液，去滋养它们自己躯体，促其不断发展壮大。

设法驱逐“南藩”和“永藩”，维护朝鲜王国的独立完整，阻止他们对国内经济的继续渗透和掠夺，已渐渐成为朝鲜群臣的共识。

可是以朝鲜国小力弱的现状，是根本无法独立面对齐国和云州镇的侵袭。那么，刚刚驱逐清虏，完成国内一统的大明朝廷，便成为朝鲜君臣的一棵救命稻草。

国王李棩希望派往大明的朝天使，能取得大明朝廷切实的支持和帮助，即使权臣孙可望要篡明自立，但只要承诺能给予朝鲜武力保护，排除“外来势力”的控制，李棩为此也予以大力支持。

至于国内儒家所倡导的“崇明”尊周大义，在实际的外交操作中，都可以统统抛弃，现实利益的考量便成为第一选择。

数百年来，朝鲜的外交策略向来是以“事大主义”为指导原则。在太祖时期（李成桂），就奉大明为宗主，显示其对明亲附的态度，定下了“愿言修职责，万世奉皇明”之策。辽东胡虏崛起，并连续遭到两次暴击后，虽然心理上有些抗拒，但身体上却很快对胡虏跪了，给自己换了一个“新爸爸”。十几年前，在被齐明联军几次打击下，再加之胡虏“爸爸”太残暴，动辄打骂，朝鲜干脆利落地又将“大明爸爸”认了回来。

如今，面对齐国和云州永藩的欺负，朝鲜人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委屈地向大明哭求，“爸爸救我”。

当年，壬辰倭乱时，身为宗主国的大明就曾不惜出动十数万大军，遏制了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挽救了朝鲜王国的社稷。

国王李棩相信，为了维护大国的颜面和新生王朝的威势，谋求篡明自立的孙可望一定会像万历皇帝那样，为朝鲜再打一仗，逐退齐国和云州镇的势力。

另外，那个实力不弱的日本也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对象。据闻，他们跟齐国、云州镇因为在贸易和领土方面存在不少纷争，若是加以游说一番，未尝不能促使其发生一场战争，继而让他们彼此双方的实力遭到一定程度上削弱。

如此，我朝鲜之事，方有可为，国势之力，尚可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