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书籍都被保存在图书馆里。因为忌灯火，在昏暗阴冷的图书馆看书，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西方早期的图书和经卷一般都被收藏于修道院，但数量很少，也就几本书而已。直到大学的出现以后，欧洲才出现了面向世俗的图书馆，而这些图书馆的书籍也少得可怜。在13世纪中期，巴黎索邦神学院在当时是拥有欧洲最多的藏书，也仅仅超过一千册（卷）。为了防止珍贵的羊皮书被盗，这些书都用铁链拴着。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书籍和图书馆有一段可谓辉煌的历史。在官方，有西周的盟府，两汉的石渠阁、东观和兰台，隋朝的观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渊阁等。唐以降，书院兴起，无书不成书院，极大地推动了藏书风气的兴盛。

在大明时期，“郡县皆立学”，几乎每个官办学校都有“尊经阁”，15世纪中期，松江府学号称藏书万卷，而同一时期，剑桥大学图书馆只有122本图书，这在当时英国已算是很多了。

其实，中国历代的图书馆其实就是藏书馆，这从老子时代就已经如此。印刷术出现之后，书籍实现了商品化，从官方到民间，藏书之风弥漫。

不过，这些不论是皇家藏书楼，还是私人藏书楼，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核心是“藏”，藏的目的，一是传与后代，二是保值增值，并不与阅读有多少直接关系。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就被束之高阁，与读者隔绝。书，只是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古董和艺术品，而不是一种读物。

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类似地主老财在地窖埋藏金银，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

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没有社会。历代皇家藏书楼号称“天子讲读之所”，阁门高悬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而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如齐国陆战队于宁波掠取图书的天一阁就规定，“外姓人不得入阁”，更何论借人观看。

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阅的。公共性，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

在齐国，汉洲本土和数个海外领地，囿于条件有限，目前只在建业城修建了文渊阁这座唯一的国家图书馆。但在各地府县城镇，许多中小学堂中却是建立不少小型图书室，藏书从数百卷（册）到万余卷（册）不等，除了供学堂里的老师和在读的学生阅读参考外，亦对普通民众开放，以此来促进了民智的提升。

不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们读书普遍讲究“精度”，皓首穷经是读书人惯常的态度和做法。但是，相对而言，“博读”却更能启发民智，广博的知识和通达的见闻，会使读书人更自由、独立，甚至由此得到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启蒙。

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因此社会的某种启蒙运动，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运动，一种解放思想的运动。不论是欧洲的先知，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哲学家，他们灿若群星，以笔为剑，以书为刀，为近代（或现代）文明开光，为无数民众觉醒而启蒙。

齐天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要努力将陷入黑暗中的华夏民族重新带到光明的世界，为华夏民族继续保持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深知启蒙民众，引导国民意识，建立民族概念，树立近代国家雏形，是一件多么艰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项。

启蒙，是对人的文明驯化，是关于现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练；没有启蒙，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近代（或现代），更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一个未经启蒙的国家和民族，即使物质上实现了近代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