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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山长终究只是一个人，肯定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理应配上几名助教，协助山长打理书院日常的杂物。

同时，教授的人员也很重要，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最后，杂役人员虽然很不起眼，但一所书院能不能行之有道，离不开门房、斋夫、火夫等人的协助。

当然，以上只是制度方面的。

一所书院，除了良好的制度，还离不开财力物力。

没有经济基础，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在这一点上，范仲淹借鉴了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的经验，提出创立‘学田’制度。

由朝廷赐下学田，然后将土地租赁给其他农民耕种，其中的产出主要用于维系书院的开支。

官方赐予学田，并不是无例可循的。

早在南唐时期，白鹿洞书院就得到了朝廷的资助，是学田制度最早的雏形。

同样的，应天书院的部分学田，亦是由宋廷亲赐。

如今，范仲淹只是将其单独提出，希望朝廷能够以两大书院为例，推行天下。

毕竟，田地是固定资产，有了田地，书院才能立下基业，不用寄希望于富户偶然的馈赠。

札子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关于藏书的，这也是范仲淹着重提及的一点。

他建议，最好是朝廷牵头，由朝廷同一刊印官方教材。

书同文，亦是戚同文的本意。

范仲淹之所以如此建议，倒不是为了什么‘道统’，仅仅只是为了让贫寒子弟的科举之路，多上几分希望。

大宋三百多个州府，不是每一处都有应天书院那样得天独厚的环境。

很多偏僻的地方，甚至连书籍都有错漏。

圣人之书，微言大义，一字之差，或许便是南辕北辙。

读着错误的书，即便读书之人天纵奇才，又有何用？

这一点，范仲淹深有体会。

幼时，他读过不少错漏版，以及老版的经义，直到去了应天书院求学，他才窥见真言。

为了矫正过去的错误，他花费了至少十倍的时间。

经明以道，文以通理，错漏之书，不应成为寒门子弟科举之途上的绊脚石。

唯有身受，才能感同。

为此，他不惜冒险上言‘书同文’。

道统之争，最是血腥，不论哪个学派，都希望成为显学，如果能得到朝廷的背书，该学派必定一飞冲天。

范仲淹很清楚这份札子会掀起怎样的巨浪，为了获得‘话语权’，各大学派必然‘不死不休’。

而身为这件事的挑动者，他又岂会置身事外？

群起而攻之，也不是不可能。

他在雎阳书院求学的事，又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除了雎阳学院出身的，其他学派很可能对他聚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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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范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