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学之论一出,在座的文臣纷纷起身,毕恭毕敬的朝着李杰行了一记大礼。 “陛下圣明!” 一时间,‘陛下圣明’四个字高悬于承明殿上空。 看到满朝重臣拜服的场景,即便刘娥提前知道了此事,心中仍旧止不住的泛起了阵阵涟漪。 六哥这一招,高啊! 毫无疑问,兴学之策,准确的击中了文臣的内心诉求。 同时,一旦消息传开,官家也能收获天下士人之心。 先裁军,再兴学,一石数鸟,手段当真高明,若不是朝夕相处,刘娥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官家背后出谋划策。 如此老辣的政策,便是先帝在位,也不一定想得出。 “众卿平身。” 李杰不以为意的抬了抬手,兴学,不过是笼络人心的手段罢了。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以此时的生产力,如果没有士大夫参与,这天下只怕会乱。 客观事实必须得承认。 毕竟,这是现实世界,不是什么游戏世界。 一个指令,下属便纷纷拧成一股绳,万众一心,搁在现实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诉求,上至宰辅,下至胥吏,谁没点自己的小心思? 真当是百分百忠诚度? 所以,必要的妥协,亦是不得已为之。 况且,兴学又不是什么坏事? 唐宋八大家,北宋独占六席,并且全都聚在仁宗朝,归根结底,这是文教兴盛的结果。 这也是时代的产物。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单从文化方面来看,纵观历史长河,宋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当然,兴文教只是众多原因之一。 北宋一朝,共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第一次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兴学。 第二次是以王安石为首的熙宁兴学,第三次则是以蔡京为首的崇宁兴学。 而现在,因为李杰的介入,兴学的脚步直接提前了二十余年。 李杰之所以提前揭开兴学的大幕,也是为了科举改革做铺垫。 宋承唐制,科举方面亦是如此。 唐代科举的主要是明经科和进士科,自唐一来,明经不过是帖书、墨义,考量的是士子的背诵能力。 众所周知,死记硬背是行不通的。 也正因为如此,进士科方才成为科举中最重要的一科。 在进士科上,宋同样沿袭唐朝旧制,重诗赋,而轻经义。 诗词歌赋,讲究的是文辞华丽,对仗工整,换句话说,诗赋是华而不实。 依后世的眼光来看,这种取士方式肯定是不合理的。 选取中央储备干部,只考诗词歌赋,不考实务,合理吗? 不合理! 不过,若是加上时代因素,重诗赋,也有一定的逻辑。 古代的识字率非常低,这是公认的事实,能够接受教育的,最少也是小地主阶级。 普通的农民子弟,几乎没有读书的机会。 毕竟,供养一个读书人的开支可不小。 笔墨纸砚,书本费,拜师的束脩,远游的费用等等,普通之家根本无力负担。 更别说男丁,本就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 读书科举是要脱产学习的,本来能够产出的劳动力,不仅不参加劳动,反而去读书。 这一出一进,差距可不小。 因此,能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