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袁崇焕的这个辽东巡抚，朕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替，所以啊，朕便希望袁崇焕安分一些，免得动不动就跟其他边镇的人闹矛盾。”　　满浦、昌城之捷发生在天启三年，当时毛文龙为这一大捷上疏表功，在奏疏中说自己的东江军“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夷二万”。　　尔后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最后认为毛文龙报出来的数字不可考证，因而惹得毛文龙不快。　　就在这时，朝中忽然冒出来一批言官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将袁可立和毛文龙之间的冲突给扩大化了，以至于明熹宗不得不下旨切责，对袁可立和毛文龙双方都加以安抚。　　袁可立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最后是自己选择了“功成身退”，连上七疏辞官。　　但是客观而言，袁可立与毛文龙的争端并没有严重到影响战局的程度，袁可立无论是在职还是去职，都秉公执政，一切以大局为重。　　他甚至在卸任登莱巡抚一职八个月后仍在为毛文龙上请功题，从来都没有过要公报私仇的想法。　　不过假设袁可立是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有识之士，那么毛文龙在满浦、昌城之捷中吹嘘夸耀战功的事情，就并非是子虚乌有。　　毛文龙为袁可立要核实东江镇的兵员粮饷而感到不快，就并非是因为袁可立要故意刁难毛文龙，而是东江镇的军饷数额确实出了问题。　　皇帝此时用袁可立去职一事举例子，其意显然是指袁崇焕与毛文龙这二人都不能轻易撤换，必须小心对待，以安臣心。　　李永贞见皇帝没有迁怒自己，连忙附和道，“皇爷的话，奴婢听得明白，皇爷且放宽心，奴婢记得，这袁崇焕是天启二年到京述职时，因御史侯恂的举荐，才得以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在广宁之战后单骑出关，胆识过人，方升任兵备佥事，负责助守山海关。”　　“而毛文龙呢，是天启元年就出了海了，袁崇焕出关之后，压根儿就没有见过毛文龙，这两人迄今为止都还没碰过面呢，走大街上迎面见了都不认识，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生出许多矛盾来呢？”　　朱由校怏怏道，“你是不知道，这有的人呐，就是命中相克，八字不合，一面都没见过，就能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　　“再者说，毛文龙虽然在宁远一战中没有成功牵制奴酋，但这并不代表东江镇就毫无牵制之力了，不管怎么说，毛文龙在辽南敌后，总还是起到招纳辽民，策反降官的作用的，倘或陡然移镇，那从奴酋那儿逃出来的辽民又该往哪里投奔呢？”　　“让毛文龙建立东江镇，是朕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这袁崇焕连去都没去过东江镇，他怎么就觉得东江镇无用了呢？这不就是在嘲讽朕用人不当吗？”　　李永贞忙道，“奴婢观袁崇焕疏中言辞，倒并不见讽刺之意。”　　朱由校见方才的话终于被自己给圆过来了，立刻再接再励道，“他若有讽刺之意，朕就该传廷仗了。”　　“当年赵贞吉就是犯了这方面的忌讳，被世宗皇帝下旨廷仗五十，流放广西了，直到穆宗皇帝登基，才被重新起复。”　　“昔年‘庚戌之变’时，世宗皇帝召百官廷议，不想直至日中，群臣皆莫出一言，只有赵贞吉奋袖疾色，用一句‘此不必问，问则奸邪之臣必有以说和进之’引得廷臣动色，当时世宗皇帝派了宦官到朝房窥视大臣们的表现，听得赵贞吉如此说，心中本很是赞赏。”　　“不料，就在此时，赵贞吉又提出要录周尚文之功以励边帅，出沈束于狱以开言路，这便让世宗皇帝十分不满了。”　　“因为周尚文死后不予恤典，以及沈束为其进言而被下诏狱，都是世宗皇帝的决策，赵贞吉在俺答入侵时为周尚文与沈束鸣不平，那便是暗指俺答劫掠京师的主责在于世宗皇帝了。”　　“因此即使赵贞吉后来也是单骑出城，宣谕诸军，但是回京之后，就被世宗皇帝以‘敢肆诳君，代人怀怨’的罪名给下了诏狱了。”　　“其实按照道理说呢，赵贞吉为周尚文与沈束仗义执言并没有错，周尚文曾平定安化王朱寘鐇之叛，征战西北二十余年，有‘飞将军’之称，又是我大明开国以来唯一一位以总兵官之职加三公之衔者，只是赵贞吉千不该万不该，在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