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听罢，暗自叹了一声，再没有回应启明。　　钱龙锡按部就班地带着朱由校通读完课文后，便兀自退后一步，将位置让给了另一名讲官，使其继续完成日讲流程。　　明熹宗的日讲流程，是在泰昌元年时，方从哲为其亲自定制的，与隆庆六年时，张居正为明神宗所设计的日讲仪程基本一致。　　总体而言，是先讲“四书”，次谈历史，最后再讲“五经”，“四书”的部分从《大学》讲起，“五经”部分则自《尚书》讲起。　　这套课程当然是有讲究的，《大学》乃圣帝明王之学，《尚书》所记乃二帝三王道统之传。　　帝王教育以《大学》、《尚书》开讲，是要求皇帝正君心、立纲纪，从而实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的王道理想，达到“内圣外王”的终极境界。　　史书的选择则相对灵活，要么是宋人江贽所编定的《资治通鉴节要》，要么是记载着大明历朝皇帝语录与祖宗家法的《皇明宝训》，要么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所主持编撰的，更适用于儿童学习的《帝鉴图说》。　　不过较为讽刺的一点是，根据朱由校所继承的原主记忆来看，直到他穿越之前，明熹宗都未曾读遍四书五经，“四书”部分仅读了《大学》与《论语》，“五经”部分则只读了《尚书》与《诗经》。　　换言之，倘或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标准来衡量皇帝的学问，明熹宗是绝对比不上在场的任何一位鸿儒的。　　但是负责讲解的那位讲官一上前，朱由校便察觉出他十分紧张，整个人的神态语气，都不禁让朱由校想起现代那些参加综艺节目的素人。　　毕竟相对于“读”，“讲”的这一环节难度显然更高一些。　　为皇帝讲书，有利有弊，大明日讲官因讲书而获谴的并不在少数，经筵附带为天下表率的表演性质，尚且能让讲官照本宣科，而日讲讲官进讲之时，面对的只有既定教材。　　日讲讲官为皇帝讲书前，需要事先拟好讲章，但是按照规定，日讲的讲章是不能带到御前小课堂上的。　　因此日讲讲官为皇帝进行讲解时，全凭自己对文本的熟悉程度，以及对事先拟好的讲章记忆进讲。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日讲官能顺利完成工作，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　　至于对着皇帝侃侃而谈，像现代网络上的键盘政治家那样对着时政直抒己见，企图以此引起皇帝的注意，甚至让皇帝大加赞赏，这在日讲讲堂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每一回日讲的讲章都需要提前两天送内阁，待内阁审查无误后，再在日讲前一日送到御前，让皇帝过目。　　朱由校能想什么时候上课就什么时候上课，主要还是因为明熹宗对日讲一事并不热心，使得讲官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拟定讲章。　　实际上每回内阁审阅讲章后，都有可能提出问题，再令讲官们重修修改，这一来一回，就又要耗费一些时日。　　不过内阁审查讲章，倒不是全然因为怕日讲官出言无状，还有查漏补缺的缘故在里面。　　大明科举虽以四书五经取士，但由于“五经”内容太多太繁，朝廷便将“四书”作为必修，“五经”作为选修，士人举子只要在“五经”之中选一经研治即可应付科举。　　而要是单纯从应试的角度来讲，《春秋》与《礼记》二经要比其他三经难得多，因为被明朝科举奉为奉为圭臬的程朱理学对《诗经》、《尚书》、《周易》都作了注释，而对《春秋》和《礼记》却不曾注解。　　偏偏明朝科举规定考生答题时，必须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为准则，且须“代古人语气为之”，因此不少考生在治经时，都会倾向于研习本身就自带“官方答案”的《诗经》、《尚书》与《周易》。　　于是翰林诸臣在给皇帝拟定完讲章后，往往需要在科举时“专治某经”的阁臣来审阅纠偏。　　譬如永乐年间，太子朱高炽所学习的讲章，就是由内阁逐一专阅的，解缙阅《尚书》，胡广阅《诗经》，金幼孜阅《春秋》，杨士奇阅《易经》。　　所以内阁对于讲章修改的权力极大，其修改程度的大小全然取决于内阁大学士本人，有时候，内阁甚至可以决定弃用某一讲官所著讲章，而改用其他讲官。　　在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下，讲官即使在讲章中附议时政，也往往是点到为止，几乎不会出现日讲官在皇帝面前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