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苏老二强装着骨气就不往村大院里去，不得已从村大院门前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朝那里看一眼，他要让照西心里产生一个认识：他苏老二根本就不把你照西住在村委大院里当做一回事。　　其实，此时的苏老二对这件事心急如焚，他恨不得上前掂上照西把他撩出去，但他不敢那样做，那样是“小不忍乱大谋”，结果没法收拾。　　又经过慎重考虑，苏老二的心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主意，他要用照东这把钥匙去开他哥哥照西这把锁。　　其实，按苏老二的思路去解决照西的问题是有很大把握的。　　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环境都已发生了悄然变化。比如，我种我的地，无论过去怎样，反正现在不用问你康大功和薛老喜要吃要喝，我的农活干完了，或者平时我就把地里的农活让娘儿们看着，我到外地打工挣钱，根本用不着向你康大功请假，更不怕你消我的户口，常言说“惹不起，我躲得起”。　　另一方面，社会在不断地强化民主和法制等，一些新的制度和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康家和薛家依仗人多势众，在苏家屯说一不二，天下老子第一的思想根基。　　薛老喜被坷垃一枪打死以后，他显然是死与非命，这样的结果在农村是很不光彩的事，这件事情从唯心论方面讲曾经引起了康大功和薛家子弟多少的反思，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后来在薛家又发生的一件事，则是从唯物论方面向薛家，甚至在向苏家村的乡邻们说明了康大功时代已经过去，他的行为在苏家屯畅通无阻的路途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都能意识到，他们那种霸道的作风已经失去了温床。　　刚分地到户那两年，苏家屯生产队还是用的一眼机井，麦天打麦的时候用的还是一个麦场和脱粒机。　　分地到户前夕，天旱的时候，那眼机井浇的是大家的庄稼，浇透浇不透，早浇晚浇都任凭康大功安排，薛老喜实施。大家都知道，多打的粮食都被他俩锁在“醋缸库”里被少数人享用，所以，无论天再旱，地再平，人们干活时都是推推动动，拨拨转转，有的时候一天也浇不上二亩地，更有的时候，那机井水在流往田地的渠道不断的决口，人们就让那水流到沟里去······。　　无论康大功和薛老喜再怎样认为自己有多中多能，实际上那个时候，起码说苏家屯的人对他的各种指责已经不再惧怕了。　　分地到户后，立刻，那眼机井的水不再浇大家的地了，它浇的是每一家每一户自己的地，每到天旱该浇地的时候，勤快的人早早到地里把属于自己地头的水渠修好，然后等待排序浇地，以保障自己的庄稼丰产丰收。　　不过，那眼机井所有的权利早都被康大功钦定给了薛老喜，薛老喜又传给了薛家的一个后生。啥时间开泵，啥时间停泵，电表转了几圈儿等等，也还是薛家的人说了算，这一切还是因为薛家的人多，天旱的时候要浇地了，薛家人的“威望”一下子就提高了许多。　　薛老喜死后，《刑法》自然对坷垃进行了惩处，不几年的功夫他就死了，两家也从此又加深怨恨。　　不过，薛老喜和坷垃都死了，自然是矛盾双方的“枪头”折了，也可能是两家人暂时都受了教训，争斗的势头暂时处在缓冲的状态。　　但是，每当开机井浇地的时候，都会因为薛家人掌握着机井的权利而使坷垃家的后生们深受委屈。　　薛家人除了在安排浇地的时间和次序上刁难坷垃的家人，更有的时候坷垃的家人正在浇自己的地，忽然觉得自己地里的水小了，或者是断流了。　　这时，坷垃家的后生就会顺着水渠往上面查看，大概率都是薛家的后生们在其上游把水分流，或者完全截到自己的地里。　　有的时候，坷垃家的后生正在浇地，远远的看见薛家的后生扛着工具从下游走过来，走到自己地头就扒开水渠让水流往下面自己的地里。　　每每这个时候，坷垃的家人的总是坐在水渠的一边等着薛家浇透了自己的地才能接住水。　　好不容易浇完了自己的地，当算电费的时候，薛家的人就不让坷垃家的后生到机井房里去看电表，一口咬定电费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有这一切，还是因为薛家的人多，又和康家是老亲戚。坷垃家里不但人少，并且又失去了唯一一个敢和薛家抗衡的代表人物------